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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事规则》第38条规定了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缺位时的措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缺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分别在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决定代理人选。

此外，行政过程论认为，是否允许利用法定行为形式之外的行为形式，以达成法定目的，如行政行为成立前的承诺、保证、协议、劝告、奖励或取代行政行为的行政指导，这必须衡量行政相对人及公众的利益，以判断该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问题。传统的行政法律关系是不对等者之间的关系，国家对于国民来说是具有在法律上优越地位的主体。

但是，对于行政法的研究，以往绝大部分集中在总论部分，而对于行政法学各论部分的研究并不充分，尚未开拓之处较多。[62]由此可见，行政行为只是行政主体进行行政活动的行为形式之一，行政法学理论在注重行政行为的同时，也应当对行政行为之外的各种行为形式加以全面的考察。[57]同前注[38]，藤田宙靖书，第20页。[18]参见[日]大橋洋一：《行政法—现代行政遇程論》，有斐閣2004年版，第13页。行政法学以有关行政的法律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对于该对象的考察存在着横向与纵向两种视角，由此分别形成行政法学的总论与各论。

因此，可以说行政过程论扩充了行政法学的认识对象与范围，使之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静止的行政行为，从而将行政行为以外的各种行为形式纳入视野，并对各种行为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全面、动态的考察。公私法的划分源于古罗马法，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涉及私人利益。比如，在国体问题上，国民党或革命派的立场就始终摇摆不定。

[64]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议员的北上与南下之间，更多的依然是拥直与反直的派系斗争，而并不只是议员道德水平的高低。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对于所谓政体与国体问题的讨论，才具有了真实的根基和可供讨论的共识基础。但这也并不等于所谓假共和真专制的骗局。[62]实际上，当时既有一部分议员认为曹氏既无袁、段之凶，又无袁、段之才，将其推为总统，或有利于国会实施对政府的监督。

由于分歧剧烈，宪法会议多次流会，直到1923年6月12日深夜（即曹锟武力驱逐黎元洪的前一天）才最终达成妥协，将地方制度与国权两章全案通过。[36]与1917年省制之争不同，由于此时地方分权已成潮流，议员们对于地方制度加入宪法已无异议，争论的重点转向了省宪的地位与省权的规定。

但1912年的《临时约法》却最终确立了议会内阁制的政体，并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和对于行政权的制约。但这一看似初衷良好的制度，却无形中破坏了内阁制之中立法权与行政权应有的协调，以至于此后的政体争端也由此开始。参见王育楚：曹锟贿选概述，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页42。[63]而南迁国会的失败，也并非是因为议员贪图贿金，而更多源自反直三角的内部斗争。

参见吴宗慈，见前注[1]（后编），页375-378。这些分析将表明，制宪会议在立法与行政、集权与分权等重大问题上的争论，尽管不乏基于宪政原理的技术性考量，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于革命派、保守派、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在这些宪法问题上的立场分裂与利益冲突。但随着在国会选举中的惨败以及与北洋派的决裂，立宪派又开始鼓吹地方分权与联邦。这样一种因人设法的背后、正是革命派试图通过议会力量扩张自身利益的努力

[36]通过对个人自身的省察来判定时代的处境，托克维尔似乎是一个榜样。那么，我们开设宪法学课程究竟是讲授宪法原理，还是讲授中国宪法呢？此外，在内容上我们要不要介绍外国宪法呢？上官丕亮博士的解决对策是：学生只有掌握了基本的原理，才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宪法原理的教学而只讲授中国宪法，而且我国宪法实施状况不佳，只讲授中国宪法无法让同学们掌握宪法的基本知识和理论。

[55]详见林曦：《情理：变通型正义观理论建构初论》，载于邓正来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这种情形或许可以说明对发展中国家宪法研究的薄弱甚至空白。

进而言之，只有依凭中国宪法的知识与思想之学，宪法解释学才能在学术上对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宪法现象做出恰当的解释与评价，规范宪法学才能为激活中国宪法进而为中国宪法的规范化做出相应的学术贡献。[11]《宪法学》教学的麻烦，主要不是教学方式的问题，而是教学内容的选择问题。如果这些知识与思想应具有针对性与建设性，就需要相应的问题作为目标与载体，其中，中国宪政建设目标或可是重大问题之一。比如说，作为法理学家的哈特有着深邃的思想，而作为哈特的研究者，通过对哈特法律思想的阅读、整理、归纳，笔者可以掌握这种思想。[2]主要文章包括：袁士杰：《从中西混同到中西分立——对中国宪法学教材的反思与展望》，载于《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16]我们需要真正警惕的恰恰是这种情态的国别宪法学或留学国别主义。

同时，原理越是抽象与概括，其鲜活的实体内容就会越少，在应用上也就需要通过多样化的宪法实践来赋值，而具体的宪法实践千差万别，宪法应用也必然具有多体性，一体与多体就会产生矛盾，结果这种普世与科学的宪法学追求极有可能坠入形式一体与内容多体、一体解释不了多体与多体不能支持一体的矛盾状态。在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追求宪法研究与解释的普世化与科学化倾向，从而企图在最为一般的意义上阐释宪法问题。

笔者给本科生讲授《宪法学》时，常用这样的例子：假设一位中国营养学家到美国考察，发现美国人的健康是因为吃牛肉，转而就给中国人开出吃牛肉的营养方子，那么他就是牛肉贩子。就差异厘清而言，其主要目的是在阐释各国宪法的特性与个性，这种特性与个性或许就是民族性的、地方性的，这实际上是在提示：尽管这些充满个性与特性的制度与实施方式在本国效能良好，如果他国欲移植或嫁接，虽说并非不可能或不可行，但一定要审慎冥思，否则极有可能南橘北枳。

宪法学所展开的知识研究，主要目的是就宪法理论、宪法制度与宪法实施的属性、结构与运行方式等是的层面问题做出的描述、解释与分析，这种研究大都将研究对象客观化与客体化，所以宪法知识学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知识与信息的累积，主要表现就是我知道的多，但知识量的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思想的产生，思想的创生需要知识生产主体在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思考，需要将知识中蕴含的一般原理与机理挖掘、提炼与抽象出来，需要将原理与机理置放在所欲解决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坐落的时空背景与逻辑脉络之下，进行有的放矢地连接、转换与再造，这样宪法思想才可能产生，宪法的思想之学才会形成。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宪法学代表学者之一高全喜教授的学术贡献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

[35]其实，中国现处于一个怎样的时代，除了在宏观上进行判定外，每位宪法学人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种种焦虑做出体察，即这些焦虑是能够通过宪法文本的精致分析与规范化运用得到根治呢，还是需要通过宪政主义导向的政治决断才能获得化解呢？在两者兼而有之的情况下，哪一种更是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呢？[36]以笔者的自身体验，更倾向于中国现在处于向日常政治过渡的关键时刻，或者说中国依然处于非常政治时期，所以，政治宪法学较之于规范宪法学或宪法解释学，更切中中国问题的核心与要害，对于中国宪法问题更具解释力。这三个维度之间的顺序在逻辑上是不可逆转的，尽管在政治共识与社会公识之间可能会相互影响与相互渗透。前者是内部性问题，后者是外部性问题。对此，许章润教授的判定或许具有启发性：平庸政治、规则政治、民意政治和维权政治，既为日常政治准备了条件，也就是在为从训政过渡到宪政预做准备，而且，它们本身也是日常政治的表象与原因。

时代呼唤着自己的政治与政治家，要求他们经由政治决断，将中国从训政引领向宪政，最终完成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的现代化转型，彻底走出历史三峡，实现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二、对策：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区隔、细化与比较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所存在的问题，已经给宪法学教学实践带来了麻烦，相关学者也已经在寻找各种方法试图化解这些麻烦。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体的区隔，基本要求就是在宪法研究与教材编写上，不要什么笼统混溶的《宪法》或《宪法学讲义》，而需要真正的则是《中国宪法学》或《日本宪法学》。[44]韩秀义：《中国宪法实施研究模式评价——以研究假定、论证（逻辑）、论题指向与论证策略为核心》，载于《东吴法学》2009年春季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可见，作为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的关于中国宪法政治性与社会性事实的描述与解释，在中国宪法学研究中居于前提性地位，这种前提性地位不仅是逻辑的，更是实质的。韩秀义：《文本?结构?权能：人民政协之特质透视与发展前瞻》，载于《东吴法学》2010年春季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在此，不妨照抄支振峰博士的论述加以进一步说明：虽然知识（knowledge）与思想（intellectual、thought、idea）很难截然分开，知识往往还是思想的载体，但两者仍然有区别。再次，在课程设置上，应以《宪法学概论》[45]与《中国宪法》为必修课，以相应国别的《宪法学》与《比较宪法学》为选修课。所以，应该运用宪法原理来讲授中国宪法。在比较框架的建构上，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的启发意义甚大。

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其二，中国宪法规定了怎样的主权架构？研究中国宪法的主权架构，除了描述通常意义的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一府两院，还必须关照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执政党、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因为它们也是为宪法文本所规定的。

实际上已有学者对重庆模式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批评，如贺雪峰教授对地票制度或做法的评价，详尽内容可参见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310页。【摘要】无论是在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展开的争鸣，还是关于宪法学教材与教学方法的讨论，都涉及到中国的宪法学研究的体用关系。

[30]可参见韩秀义：《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载于《法律科学》2011年第5期。[26]高全喜：《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